新余历史悠久。经考古发现，远在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期，新余的祖先已定居于此。三国吴宝鼎二年（公元267年），设置新渝县，唐天宝元年，新渝县更名为新喻县。元元贞元年（公元1295年），因全县户数达5万户而升州，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改州为县。此后几百年间，新余一直为县级机构。
新余山川秀丽，资源丰富。市辖的渝水区（原新余县）、分宜县，位于江西中部偏西。袁河由西向东穿境而过，将辖区分为南北两半。沿河两岸为冲积平源。南部群山起伏，北面丘陵延绵。新余南接峡江、吉安、安福，北邻高安、上高，西靠宜春，东倚樟树、新干，气候温和，雨量适中，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其中犹以铁矿、竹木、稻米、棉花为最盛。全市土地面积3 178平方公里。
新余尚文重武。立县1700多年以来，文化昌盛，代有才人，造就了一大批文臣武将、学士名流。三国吴宝鼎二年建县后，人才辈出，群星璀璨。自唐至清，有进士251人。这里培养了江西第一个状元卢肇，北宋江南第一个宰相王钦若；哺育过明代的内阁首辅严嵩，元末明初著名理学家、教育家梁寅；抗法名将清朝建威将军张春发，现代著名国画家、金石家、美术教育家傅抱石等皆出生于此。
千年以来，新余耕读传世。以农业为主以小城镇和沿河一线商贸为辅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是新余经济社会的主旋律。
鸦片战争后，闭关锁国的清朝政府在西方列强的一次次冲击下妥协就范，被迫打开国门。西方侵略者采取政治、经济、文化等手段对中国进行全面的侵略。地处赣西地区的新余也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被历史的巨轮拖曳着，从封建社会一步一步地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因受到帝国主义的入侵冲击而逐渐瓦解。新余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受到国内反动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和剥削，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饱受侵略和奴役。新余社会生产力非常落后，人民生活十分贫困，除少数手工作坊外，没有近现代工业，封建地主阶级土地占有制主导社会经济。
北伐前，新余处在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下。地方官僚、豪绅地主、恶霸流氓为非作歹，横行霸道，鱼肉百姓。人民的主要生活来源依赖土地，但大多数土地资源被统治阶级占有。社会贫富分化非常严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
鸦片战争后，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逐步从封建社会演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外国资本家利用多个不平等条约所取得的权利，向中国各地大量倾销商品。“洋货”充斥城乡市场，手工业产品和土特产滞销，古老的手工业工艺日渐衰落，老字号纷纷倒闭。鸦片成为合法的公开交易，大量输入到新余，鸦片烟馆林立城乡，成为新余社会的一颗毒瘤，凡吸食成瘾者，“富者渐变为贫，贫者日趋于死”。
帝国主义还对新余人民进行文化侵略。20世纪末，一批西方传教士来到新余，招收男女学徒，宣传基督教义，发展教会组织。这些西方传教士以发展教育、宣传教义为名，收集经济情报、包揽诉讼、勾结封建官僚政府和土豪劣绅，欺凌讹诈人民群众，用基督教义麻痹人民，束缚教徒的思想自由，灌输神权思想和奴化观念。早在1875年，意大利的天主教士就以传教为名，在分宜县钤阳镇宋家里开设天主教堂，不久耶稣教福音堂也在分宜县城设立。到民国时期，天主教堂、福音堂在杨桥、湖泽、双林、凤阳等乡村开设分堂。在新余县城凤凰门附近，西方传教士建造一座天主堂，在全县乡村设立14个传教点。以基督教、天主教为代表的西方教派，公开在新余发展信徒，在民众的精神生活中逐渐占有一席之地。
鸦片战争以后，清朝政府为支付战争赔款，加重赋税，大肆搜刮民财。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逐步深入，人民的赋税负担也日益严重，加上清朝末年清朝政府实行“新政”，增设许多管理机构，政府的开支大幅增加，为维护政府运行，清朝政府不得不巧立名目，增加征税。就当时新余县衙所列税种除田赋外，就有盐税、厘金、土药税、茶税、酒税、契税、牙税、纸税、牛税、膏捐、房捐、铺捐等各种苛捐杂税，部分田赋每亩的附加税额达到正税的20%以上。
封建地主阶级则利用地租等多种形式，疯狂地剥削贫苦农民。新余农民所受的封建剥削主要有押金与规谷剥削、地租剥削、典当剥削、雇工剥削、高利贷剥削和商业榨取。押金、规谷是指在租种地主的田地前，农民要交一定的钱和谷，作为押金和规谷，交不起的便无法租用田地耕作。有的穷苦农民为了生计，只能在地主家里当长工。地租剥削是地主对农民一种最主要的剥削方式，农民因无地或少地，被迫向地主租种土地，收获后向地主交租。农民一年到头辛勤劳动，一半以上的收成都要交给地主。若遇年岁歉收或颗粒无收，地主则不问收成如何，一律照交原租，不得短欠升合。典当剥削是指青黄不接或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农民把家里的东西拿去典当，地主乘机压低当金，提高利息，过期无力赎回，就被他们占为已有。在典当过程中，穷苦人民不是失掉财物，就是付出高额的利息。地主雇工有长工、月工、零工3种，以长工为主。长工从农历正月十六日至十二月二十四日，天天要上工劳动，因病误工，要扣减工资，只有当收获的农作物进了地主的仓库后，长工才领到微薄的工钱，每逢地主婚丧寿庆时，长工要无偿帮工，如推车、抬轿、帮厨打杂，随叫随到；月工是农忙季节，地主请农民耕种劳动，30天为一个月；零工为农忙时请的农民，他们的工价虽比长工优厚些，但劳动强度大，无保障，稍不如意，即被解雇。高利贷是地主剥削农民的一种主要形式。在天灾人祸或青黄不接时，农民被迫向地主借债，地主趁机以高额利息剥削农民。每当粮食紧缺、谷价暴涨时，地主以谷折钱放债，夏收后谷价猛跌，以钱折谷收进，这样一出一进，一担谷可换回二担，叫“花利谷”。还有的利上加利，利上加息的“驴打滚”的算利办法，群众叫“八斗九年三十石”。还不起债的农民，被迫卖妻卖子，背井离乡，有的甚至走向绝路。商业榨取是地主和投机商垄断金融，操纵市场，进行商业投机活动来剥削贫苦人民的一种手段。平时他们拼命压低农民出卖的物品价格，每年5月青黄不接时，就故意抬高谷的价格，小秤、小斗卖出。有时囤积货物，等到物价暴涨时才出售，谋取暴利。他们除在商业上从事投机买卖外，还私自印发纸币，抢购物品。
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但是革命胜利的果实被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攫取。中国社会进入军阀混战阶段。
北洋政府统治下实行坊、区、都、图的管理制度。县下设坊、区，区下设都、图、里、甲。其中“都”一级机构，管辖人口一万到五六万不等，有独立的武装、征收机构和司法机构。机构大多由大地主直接把持，对广大农民实行专制统治。
在帝国主义各派势力的支持下，军阀之间为争夺地盘和势力范围，连年混战，人民深受其害。江西原属直系吴佩孚的地盘，吴战败后成为孙传芳的势力范围，江西本地军阀更是变换频繁。军阀部队每到一地，即大肆抢劫财物，沿途抓丁拉夫派款。为支撑庞大的军费，军阀任意加征田赋税收，肆意搜刮民脂民膏。当时捐税名目繁多，计有田赋、粮饷、附加税、人丁税、过路税、落地税、百货税、烟酒捐、牛捐、消防捐等。
在封建军阀统治下，新余社会毒祸横流、娼妓丛生。仅新余县城就有鸦片烟馆40余家、妓院7家、典当铺5家，这些社会祸害，成为政府的财政来源，受到政府保护。赌场遍布城市乡村，赌风盛行；匪盗蜂起，流氓地痞随处劫财害命；乡里之间，经常发生械斗；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和剥削，激起了新余人民的愤怒，唤醒了新余人民的斗争精神。新余人民自发组织起多次反抗斗争活动。
北洋政府新余县长石堂有，想方设法搜刮人民的钱财，榨取人民的血汗。因连年天灾人祸，许多农民无法缴纳钱粮，石堂有不顾百姓死活，派出衙役到处强行收取钱粮。当时正安区槐江（现属罗坊镇）地方许多贫苦农民没有缴纳钱粮，石堂有以农民故意抗缴钱粮，想造反为借口，带领二三十名衙丁，到槐江村抢财捉人。石堂有一行刚到，槐江群众纷纷拿起鸟铳、梭镖、大刀、锄头、木棍、石头等器械，一面高声痛骂，一面怒砸轿子。石堂有被打得鼻青脸肿，带着衙丁夺路而逃。
1922年10月间，新余县谢姓催粮官，到梧江地区仗势欺人，抢夺财物。全村贫苦农民的奋起反抗，催粮官和差役向杨江村逃去。杨江村的群众拦住他们的去路，催粮官和差役被逼到古庙中躲藏，后乘夜色逃回新余县城。经过这次斗争，县城官员再也不敢来梧江地区横行霸道，为所欲为。
新余潭口大地主胡寿庄建房时故意刁难工人，拖欠工资，引起木工们的不满。木工们决定罢工，纷纷回家，另谋生计。胡寿庄冲到木工杨文发的家里摔锅倒灶，赶人出家门。消息传到木工们的耳朵里，他们团结一致，展开斗争，提出条件，不答应条件，决不复工。在工人的压力下，胡寿庄只能赔礼认错，赔偿损失，结清工钱，并且满足工人提出的3个条件：一要工资按时结算，不能短少分文；二要茶水周到，不能虐待工人；三是其他地方紧急需要木工时，我们停工到那里去做工，决不能阻拦。木工罢工取得胜利。
洪江会起于清末民初，是以练习武术、传授道法为名，进行反封建斗争的一个组织。早在191 1年前，新余地区就有洪江会的秘密组织活动，先后在沙陂、严家闹、塘下、洋津、周宇等地设立联络点，经常与县内外的会员往来。到北伐时县内的洪江会员已发展到四五千人。
北伐前，傅开来、刘金元、吴德贵等十余人，秘密在三圣庙商量，决定武装打击埠下丁家的大地主丁夏洪。1922年10月，傅开来、刘金元等率领数十名会员，连夜赴塘下等地通知会友，各带武器到县城文昌宫集中。第二天拂晓，千余名会员手执大刀长矛，聚集在文昌宫。队伍分两路出击，一路向埠下丁家前进，一路围住丁夏洪在县城开设的义昌号商店，并准备与县衙的军队战斗。丁夏洪吓得躲到其他地主家里不敢露面。洪江会的会员把丁夏洪掠取的财物全部没收。
丁夏洪与其他大地主密谋，策划对付洪江会。第三天的夜晚，纠集武装人员偷袭洪江会首领的住地文昌宫。守卫员严盛当场丧命，傅开来等听到枪声，赶忙破门而出，脱离险境。
洪江会遭到袭击后，决定反击。10月下旬的一天，洪江会除武装人员守卫文昌宫外，刘金元等十余人手执大刀，冲至县衙，迫使县官答应洪江会的要求：一、杀人偿命，严办肇事行凶的罪魁祸首，并没收全部家产；二、开祭设奠，吊慰严盛的亡灵；三、有关劣绅必须亲自到场，披麻戴孝，跪拜在严盛灵堂前面。并且要求县衙保证不再干涉洪江会的行动。开奠祭祀的那天，丁夏洪、胡靖庭等劣绅垂头丧气地穿着白衣，披麻戴孝在严盛的灵柩前跪拜。
由于地主官绅相互勾结，县衙最终不但没有满足洪江会杀人偿命、严惩地主的正当要求，反而疯狂反扑，洪江会。县衙到处搜铺洪江会首领和骨干。不久，洪江会的首领被杀害。
新余人民这种自发的革命斗争，虽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也取得过暂时性胜利，但是，由于缺乏先进阶级的组织领导，这些革命斗争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缺乏长远的目标，而未能取得最终胜利。返回搜狐，查看更多三牛娱乐注册
